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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读书笔记，可当我鬼使神差地撕开封条，抽出那份文件的瞬间，我彻底愣在了原地。
市发展规划局的办公室里，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发出的嗡嗡声像极了夏蝉最后的嘶鸣。
每个人都显得有些萎靡不振，直到王主任清了清嗓子，把我们从昏昏欲睡中拽了出来。
“省里派来一位选调生，名校的硕士，叫林默，分到咱们科室，基层锻炼三年。”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随即，如同往平静的湖面丢进一颗石子，荡开了细微却清晰的涟D。
我身边的李姐，我们科室资历最老的大姐，用笔杆轻轻戳了戳我的胳膊，嘴型无声地比出了两个字：“镀金”。
但直接分到我们发展规划科这种核心业务科室，而不是去信访办或者党群部那种地方，背后的意味就不言而喻了。
这通常意味着，人家背景不俗，下来只是为了履历上添一笔漂亮的“基层工作经验”，三年期满，拍拍就是坐着火箭往上升。
我叫张伟，三十二岁，在这个单位熬了整整五年才从一个普通科员爬到科长的位置。
我深知每一个台阶背后要付出多少汗水和努力，所以对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把基层当跳板的“天之骄子”，我骨子里就有一种天然的抵触。
穿着一件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白衬衫，不是什么大牌子，但质料考究，衬得他整个人干净又疏离。
整个下午，他就坐在那里，用办公室的饮水机接了水，不急不缓地洗茶、泡茶、品茶。
那套动作行云流水，带着一种与我们这个充满打印机噪音和电话铃声的办公室格格不入的禅意。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一动不动，仿佛一尊入定的雕塑。
茶水间里，李姐压低了声音，对着几个年轻同事绘声绘色地模仿他泡茶的样子：“看见没，人家那才叫生活，咱们这叫糊口。”
为了不让他显得太清闲，也算是给他一个“下马威”，我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份上周的会议纪要。
但他只是从报纸后面抬起头，扶了扶眼镜，接过文件，平静地说：“好的，张科。”
第二天早上，一份打印得整整齐齐，连标点符号都无可挑剔的会议纪要准时放在了我的桌上。
他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可以暂时歇脚的驿站，而我们，只是他沿途看到的、无关紧要的风景。
市里要对西郊的一片老工业区进行升级改造，那地方历史遗留问题多如牛毛，产权复杂，污染严重，牵涉到上千户居民的拆迁和几家半死不活的国营老厂。
我带着两个骨干，天天泡在现场调研，回来还要整理堆积如山的资料，撰写报告。
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忙得脚不沾地，连李姐都收起了平日的八卦心思，整天对着一堆图纸发愁。
我端着咖啡杯，看着窗外林默准时下班离去的背影，一股无名火“蹭”地一下就冒了上来。
“你来我们科室也快一年了，对我们这个老工业区改造的项目，有什么高见吗？”
王主任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及时把话题岔开了：“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讨论方案B的可行性……”
他就像办公室里那盆不开花的绿萝，安静，没有存在感，但你一抬头，总能看见他。
那年秋天，市里为了缓解日益拥堵的城区交通，计划在南部新建一条贯通东西的物流大通道。
方案论证会上，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重新利用三十年前因为航道淤积而废弃的“红旗运河”。
如果能将运河清淤拓宽，不仅可以分流大量的货运压力，还能节省一大笔征地费用。
地质报告显示，运河河床底部主要是厚厚的淤泥质，结构松散，清淤成本和后期维护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远不如直接新建一条公路来得划算。
在一次几乎要给这个方案“盖棺定论”的讨论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表着意见，气氛有些沉闷。
“我上周去资料室看八十年代的《水利勘探档案》时，留意到一份关于‘三号水文观测站’的补充报告。”
“里面提到，当年建观测站时，对红旗运河中段进行过一次深层钻探取样。取样分析结果显示，淤泥层下面，大概五米深的位置，是结构非常稳固的‘粘质粉土’。”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这种土质的承载力远比评估报告里提到的‘淤泥质’要高得多。如果我们的清淤和加固工程，能以这层‘粘质粉土’为基准面，那么整个工程的成本和技术难度，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很多。”
他当机立断：“小刘，你马上去一趟市档案馆，把林默说的那份报告调出来！不，把那个时期的所有水文资料全部调出来核实！”
虽然，这个惊人的发现最终因为牵扯到跨区利益协调的复杂问题，没能让“重启运河”的方案起死回生。
他还是那副淡淡的样子，端着一杯茶，以茶代酒，对每个人的祝福都礼貌地回应：“谢谢，谢谢大家三年的照顾。”
但此刻，看着这个即将离开的青年，我心里剩下的，更多的是一种“终于结束了”的解脱感。
他手里拿着他那个紫砂壶，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厚厚的、用牛皮纸包裹得方方正正的文件袋。
我下意识地以为，这大概是他这三年看报纸写的一些读书笔记，或者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心得体会。
